太長不看懶人包：
1. 我國憲法 17 條、136 條，依憲法第 1 條之解釋，其憲法目的為實現民權主義直接民權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，且允許動態調整，而非「行政、立法補充參加權」。「參政權」本質不惟為「參加權」之基本權，亦為「監督權」、「管理權」之國家權力，因此，「人民監督司法」並非憲法全然不許。
2. 憲法第 1 條明定我國為基於民權主義的民主共和國，司法權同為五權之一，不具備當然不受直接監督之超然特權。憲法 78、80 條司法獨立應為「人民不可取代司法專業」，「人民必須依憲法監督大法官」。而非「司法當然不受憲法監督」，「法官不用遵守憲法」。第 17、136 條「人民監督權」與 78、80 條「司法執行權」的關係，應在第 1 條我國為三民主義的民主國家之前提下，以「權能區分」作為是否破壞權力分立之測試標準，並參酌是否侵害法安定性、少數保障...進行調和，而非認為憲法一概不許監督。
3. 國會依憲法 136 條制定之「憲法裁判複決」，若不違第 17 條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憲法目的，且尊重「權能區分」，並設計嚴格，則為對司法權之正當監督的憲法委託立法。人民監督雖依法律行使，但權力來自憲法授權。並非創造不存在之新權力，其與司法的張力，為憲法內部「人民監督權」與「司法執行權」的張力。非「法律挑戰憲法」。若以憲法未明示為由否定一切，則法律複決和任何創制權立法也當然違憲。
4. 在我國第 1、第 17、第 136 條來自民權主義，包含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之前提下，司法絕對排除人民參政監督，並非當然成立，必須仰賴具體制度上人民已「預先排除監督權」。此制度原體現於第 25、27 條：人民監督權須轉交給國大代表，且 27 條規定極為嚴苛的條件方得行使，實質凍結監督權。惟此「自我封印」，已隨國民大會之廢除而消失。參政權既未消失或受重新分配，自歸人民親自行使，人民遂可依尚存之參政權原則與開放授權結構，主張監督權應受保障，應至少有最低限度行使。而司法院「統一解釋」憲法之職權，在第 1 條的調和下，自此不得再將參政直接監督完全排除。
5. 我國憲法因歷史原因本就兼容並蓄，既採張君勱先生之違憲審查，亦採孫中山先生之直接民權，同時承認「司法權守護憲法」及「人民四權監督五權」並非概念矛盾，而係憲法本來如此，也因此，理解憲法直接民權是什麼，不得以歐陸式司法獨立作為前提，否則即有「張君勱替孫中山解釋三民主義」之大謬。而「人民四權監督五權」雖因國民大會相關規定及立法怠惰長期沉睡，但不代表制度消失。若僅採張君勱先生之法治國，任意拋棄國體條款三民主義理念以及三民主義直接民權，則司法院守護之「憲法」本質為司法精英想像中的歐陸憲法，不是我國憲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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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會擬推動修法，將憲法法庭之憲法裁判納入公民得以複決之事項。反對者據以主張此舉侵害司法權之「抗多數性」與「最終性」，難免違憲。然而，此項批評未充分注意中華民國憲法所體現之特殊立國理念。本文主張此「公投複決憲法裁判」倘僅限定於「暫緩憲法裁判一般規範效力生效，交由專業司法機構進行重審」且具有高門檻及基本權防護者，應有合憲空間。
一、依據我國憲法三民主義，我國參政權具「直接監督五權」之憲法目的，為上對下的監督權，並非僅是政治參與權
中華民國憲法前言明定：「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」，憲法第1條復規定：「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，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。」由此可知，國父孫中山先生（非張君勱先生或其他人）之三民主義並非單純為「歷史文件」，而係構成我國立國基本原理以及憲法價值基礎。又如憲法第142條規定：「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。」此一面向社會國原則之明文規範顯示，「三民主義」已內化為憲法秩序之一部分，並非僅具歷史象徵意義，也並非僅影響民主國原則。
於制憲史而言，中華民國憲法之所以被制憲者承認為憲法，而非僅為起草人張君勱先生之學術意見書，係因其明文承繼孫中山三民主義，並據此取得政治與法理上之正當性。就此意義而言，三民主義可謂「憲法草案之所以為憲法」之正當性前提。是以，若司法權對「法治國」之解釋，致使三民主義於憲法體系中全然不再具有實質意義（無論是宣稱「三民主義已經過時」或是「寫作孫中山，讀作 J.S. Mill 或其他人（若歐陸憲法理念也可被硬解釋為三民主義，一切實施主權在民與民主政治的國家均為實施民權主義，那豈非美國、德國也在實施三民主義？乃至孫中山先生所批評的代議民主也是三民主義？）」），則已非單純之憲法解釋，而係改寫憲法。此種變動，涉及「人民正式通過的憲法是什麼」之判斷，原則上為主權者專屬，絕非解釋者所能為之。
憲法第 1 條所揭示之國體條款，本就具有指導整體憲法解釋之規範效力：憲法條文之抽象解釋，不得導出與國體條款價值難以相容之結論。而孫中山先生「民權主義」既為制憲史「主權者授權此憲法」之正當性前提，復為國體條款明文規定之「民主共和國之基礎」。對於憲法第 17、136 條之民權以及第 78、80 條之司法權之核心功能以及權力分立，在進行抽象或體系解釋時，自然不得全然排除民權主義所蘊含之核心理念。
依民權主義理念，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設計之政體，旨在使人民得以透過選舉、罷免、創制與複決四項政權，對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及監察等五權行使即時、直接之制衡與監督。在此體系脈絡下，司法權作為五權之一，與其他治權同樣並非超越人民所不可質疑之絕對權威。司法之專業判斷與其對憲法及法律之忠誠，亦應置於人民監督與評價之範圍之內。既然其他四權雖各具憲法授權以及高度專業性（例如行政權「核能、疫苗是否安全」議題），仍須接受人民之直接制衡，則司法權亦不因其專業職能而例外。換言之：既然我國依憲法規定，為基於三民主義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之民主國家，則司法權作為五權之一，原則上與其他四權相同，不得當然排除人民之直接參政監督。司法院之重大職權（如審判獨立、解釋憲法之排他性及其最終拘束力等），雖其行使原則上受制度保障，惟不得抽象推論至絕對否定人民以參政權直接監督之可能。因此，我國司法之終局性，應理解為對國家機關之絕對終局，並拘束一般人民，然不能全然排除依憲法行使參政監督之主權者。
「人民直接監督政府五權」為國父民權主義之核心價值與制度精髓。相關孫中山先生言論即明確揭示此一立憲理念：
「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權，剛才已經講過了，是要有四個權。這四個權是選舉權、罷免權、創制權、複決權。在政府一方面的，是要有五個權，這五個權是行政權、立法權、司法權、考試權、監察權。用人民的四個政權，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，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。」
「政府的一動一靜，人民隨時都是可以指揮的。像有這種情形，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，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。」
「就是政府有了大權，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，可以發生很大的力量，人民隨時要他停止，他便要停止。總而言之，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，便要政府的動作，隨時受人民的指揮」
總而言之，憲法第 1 條既明定我國為「基於三民主義」，則第17條自應依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理念解釋，而非一般西方代議民主。參政權不僅是人民授權政府的定期選舉權或補充參加權，而是日常監督權。第 17 條具備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之憲法目的，效力可及所有五權，進入司法並非當然違憲。而司法之忠誠與其他四權並無二致，原則上亦屬人民得直接監督之範圍。
第1條不僅宣示國體，亦整體解釋權力分立，界定「人民監督」與「政府五權」之邊界。人民以原始主權制定憲法，並將治權分授五權，固然為「主權者自我約束」，然此「約束」並非退居「觀眾席」放棄直接監督，而係於「權能區分」原則下，人民仍得直接監督五權運作，第1條理念上引入直接民權，第17條原則上引入直接民權，第136條具體制度上引入直接民權並允許動態調整監督方式與標的。
同時，我國憲法既然一併制度化「違憲審查」與「直接民權」，則其設計並非僅防「多數暴政」摧毀憲法，亦以「直接民權」防止「寡頭暴政」。若司法以維護憲法為名，全面、絕對排除人民直接監督，亦將掏空憲法引入的自我防衛機制，與多數民粹摧毀司法權相同，均使憲法無法自我防衛。
二、我國參政權內涵採開放設計，國會立法若符合「人民監督五權」則為憲法委託立法，為喚醒既有權力，非創設新權力
我國憲法之參政權制度設計，依憲法明文承認之建國理念，為有意採取「開放式設計」理念。孫中山先生〈民權主義〉中指出：「民權之實情與民權之行使，當待選舉法、罷免法、創製法和複決法規定之後，乃能悉其真相與底蘊。」此語揭示，人民參政權之具體內容與行使方式，刻意留待立法程序進一步具體化落實。換言之，我國憲法有意令參政權制度具動態開放性，立法者得依國家民主發展之階段與社會實際需要，靈活設計與調整相關制度，而不受限於制憲時之靜態構想。
依此原意觀之，憲法第 136 條不僅授權國會制定程序性細節，亦於「監督五權」之憲法目的下，賦予國會動態調整參政權射程的立法自由。若非如此解釋，則無論張君勱先生之原始憲法或是憲法增修條文，從未明文授權一般法律可以複決，或明文列舉創制權適用範圍，若拘泥於「136條僅具程序授權」或「參政權射程須有明文」的狹義見解，則不僅現行法律複決制度將陷當然違憲，亦將導出制憲者「創設不具作用之創制權」的荒謬結果。
固然，國會所構想之「司法憲法裁判複決權」，非為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明文列舉之適用標的。然而，國父時代，亞洲整體尚未發展出成熟司法制度，遑論以違憲審查為核心之強勢司法體系，當時之司法權更多為「個案審判者」而非「規範創造者」。反之，現代司法權「憲法裁判」具有一般規範效力，其實質意義遠超出單純「認知憲法」之行為。尤其大法官宣告法律違憲之舉，往往涉及大法官以個人「價值選擇」設定全國拘束之規範，為「消極立法者」，甚至「積極立法者」。此一過程並非純然反映憲法文本之客觀意旨，而可能反映憲法裁判者之價值與政治偏好。例如，在相同憲法條文下，自由派與保守派大法官可能分別「看出」保障與不保障墮胎權之相反結論；在權威體制下，司法者甚至可能「看出」監督政府或民主制衡並非憲法所保障。
當司法權不再僅為憲法的客觀闡釋者，而是創造規範、形塑政策方向之事實上立法者，且十五位大法官之「立法」效果足以凌駕民主機關所為立法甚至（在修憲界限論下）人民新修正的憲法時，此種行為實質上屬「立法性司法」。依憲法 17 條直接民權原旨，此名義上為「司法」，實質上為「立法」甚至「改憲」之行為，自得依 17 條原旨列入第 136 條動態調整範圍。
綜上，若國會立法目的，若在於因應在司法權隨時代發展逐漸強勢，且逐步跨入「規範創造」之「立法」領域，為確保司法權不自我神聖化、寡頭化導致憲法自毀風險，為確保憲法之意義不與主權者完全斷裂侵蝕「主權在民」，以及確保第 17 條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之憲法目的仍得實現，則該修改未踰越憲法 136 動態調整之授權目的，應有立法形成自由。反之，若國會拒絕依 136 條之憲法委託進行動態調整，反將陷入「死守制憲者當年的具體想像，往往會背叛制憲者最初想達成的宏大目的」之謬。
而國會依憲法第136條修正公民投票法，擴增對憲法裁判之民主監督，其立法本質仍屬回應憲法第 17 條「人民監督權」之憲法委託立法，而非創設新憲法不存在的權力。司法院解釋憲法雖具等同憲法效力，然本質並非憲法本身，一如欽差大臣代表皇帝而非皇帝本人，否則解釋權即將變質為制憲權。
是以，當人民監督權與司法權因制度設計產生張力時，其本質並非「以普通法律挑戰憲法」，而是「憲法第 17、136 條之監督權」與「憲法第 78、80 條之執行權」之憲法內部張力，為「憲法自我修正」而非「外力改變憲法」，為「人民行使第 17 條監督權」而非「主權者帶頭違憲」。人民監督是否越界，應依第 1 條所體現之「權能區分」檢視是否違背權力分立，並考量是否過度侵害法安定性、少數保障...等進行衡量，與司法權形成調和，而非遽認憲法全然不許，一概認定違憲。
三、「人民監督」是否越界，應以「權能區分」權力分立理論作為比例原則測試標準
為防止「人民監督」流於多數暴政、民粹干預或對五權體系的過度侵入，三民主義提出「權能區分」理論，作為權力分立之基礎，用以界定「人民監督」與「政府五權」之分際，使治權得以正常運作而不陷混亂。
孫中山先生以老闆與司機、工程師與機器、阿斗與諸葛亮為喻，說明人民雖為主權者，擁有最高決定權與管理權，能掌握大方向，如決定車輛是否啟動、機器何時開關、船艦航向與砲擊目標；然而，實際操作與技術執行，例如方向盤如何打、機器內部如何運作、如何操縱船艦瞄準系統...仍須交由具專業知能之公務員完成。此即「人民監督定大方向、專業執行負責細節」之制度構想，體現三民主義試圖在「主權在民」與「政府專業化」之間取得平衡。
既然憲法第 1 條確立中華民國為以民權主義為基礎之民主共和國，則人民對五權之監督是否違背權力分立、第 17 與第 136 條之監督權是否過度介入第 78 與第 80 條司法權之執行權，自應依第 1 條內涵之「權能區分」理論加以判準。換言之，人民監督若逾越「權能區分」所界定之邊界，即構成民主監督對司法專業之僭越，違反權力分立；反之，若仍於「權能區分」框架之內行使，司法機關即不得以「違背權力分立」為由，一概否定人民的正當監督。
因此，我國憲法固如同通說，認為司法權有其人民不得隨意介入之「核心領域」，然此核心之存在，並非全然否定所有來自民意之即時、日常監督，而係人民監督不能介入具備高度專業性之領域事務。違憲審查需要嚴謹之證據分析、法律論證、體系性推理，並需理解國內法秩序與比較憲法...等高度專業能力，絕非一般公民所能直接取代。是以，第 78 條所謂「統一解釋憲法」人民不應介入之核心範圍，理應包括對「具體案件之違憲判斷」等事由之審查與裁決。
然而，司法核心領域並非可以無限擴張。依憲法第1條「權能區分」之原理，人民雖不應取代司法專業作出具體解釋與裁判，但作為憲法制定者與主權者，若在不損及少數保障、個案終局之前提下，透過適度程序向司法院提醒司法解釋與社會共識（例如何謂隱私權、何謂殘酷的刑罰....）之落差、或以第 17 條監督者之身份，僅調整緩衝時間，不影響憲法的具體意義，則難謂踰越司法專業，進入 78 條、80 條司法權不可由人民侵犯之專業核心。
四、我國為明文承認為基於民權主義之民主國、法治國，不許全然掏空人民監督權
我國憲法第七十八條明定司法院為統一解釋憲法之機關，其所形成之違憲審查制度，使憲法裁判原則上具有終局性與拘束力，否則其本質上即非憲法之統一解釋。該制度並承擔維護憲法秩序安定與確保基本權保障之重要任務。同時，憲法亦明文規定法官應獨立行使審判權，不受「任何干涉」。反對「司法複決」者會認為，人民對大法官之監督應限於間接途徑，如透過立法委員與總統選舉影響任命，或行使修憲權變更憲法。此外，違憲審查的正常運作須與即時民意相隔離。若憲法裁判需面臨民意監督，即使最終仍由司法機關決定，也可能產生寒蟬效應，使大法官在社會壓力下自我設限，難以理性適用法律，從而違背憲法第八十條「法官獨立審判、不受任何干涉」之意旨。
然而，在現行憲法保障大法官任期、不得罷免之制度設計下，此見解將使人民對司法權之參政權監督功能即形同虛設。選舉與罷免主要係針對行政與立法機關而非司法院，並非直接作用於司法。修憲則屬立法性質之權能，並非構成對司法領域之直接監督。因此，倘否認人民對司法直接行使參政權之可能，實質為等同讓「人民監督權」只在行政、立法領域存在，將其在司法領域實質解釋為不存在任何作用，掏空參政權於司法領域之制度核心功能。
況且，我國憲法並非純屬歐陸體系：憲法第 1 條之理念與第 17 條之原則，已引入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，第 136 條則授權國會得依時代需求動態調整人民監督的標的與範圍。至於第 78 條與第 80 條關於司法院統一解釋憲法與法官獨立審判的規定，均有一項重要前提：法官必須遵守憲法。既然如此，當人民之監督具備憲法依據，而非國會的政治決定時，司法權不得援引第 80 條以絕對排除來自憲法的監督，而應依權力分立（權能區分）及比例原則，具體衡量監督是否逾越限度。而以第 1, 17, 136 條形成的體系觀之，我國憲法從未如歐陸憲法般，授予司法權當然免於民意即時監督之特殊地位。
同時，大法官面對 17,136 條監督的心理壓力，則是來自憲法本身選擇的必要代價，因為憲法必須解釋為一個整體，不得不將歐陸憲法的理念打折，以求和 17,136 條共存。憲法必須整體解釋。若僅從第 78 條、第 80 條出發，推論違憲審查必須與多數民意完全隔離，方能維持獨立，則將無視我國憲法在制定時，張君勱先生折衷的歷史事實：中華民國憲法除採歐陸違憲審查制度外，亦基於妥協，接納與歐陸「防衛性民主」實不相同（甚至難以相容），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的三民主義式直接民權。第 78 條、第 80 條因此必須與第 1 條所確立的國體、以及第 17 條、第 136 條所揭示的民權制度加以調和。若僅以歐陸憲法理念解釋第 78 條與第 80 條，全面排除人民監督，不僅使第 1 條所列三民主義原則完全喪失解釋效力，亦將破壞第 17 條與第 136 條在司法中的功能。第 17、136 條與第 78、80 條分別體現民主與法治，皆屬憲法基本結構；當兩者作用領域重疊時，應透過制度調和，而非任意排除其中一方。
是以，人民對司法權的直接監督，並非憲法所絕對禁止。其合憲與否，仍應視監督之方式與強度而定。我國參政制度根源於民權主義，而憲法第 1 條蘊含「權能區分」原理作為判斷標準。準此，只要國會立法符合此原理，並以極謹慎、克制與謙讓的方式設計，兼顧法秩序安定、少數保障及個案終局性等司法功能，人民對司法之直接監督即具有合憲之可能。
五、司法對人民監督之絕對排除，來自主權者預先自我限縮，此條件修憲後已不存在
通說認為，司法權得以拒絕人民以主權者身分所為之即時干預，其正當性基礎在於「主權者預先自我限縮」理論。主權者於制定憲法時，透過憲法規範將自身權力部分封存，並預先授予司法機關，尤其是憲法裁判機關，以制衡與審查之權能，形同為自己戴上手銬，預先排除干預司法之可能。換句話說，司法權排除多數干預之正當性，源自人民在憲法中對司法所為的授權與自我拘束，並非司法權僭越民主。然而，此一見解本建基於歐陸法治國之憲法結構。於張君勱先生主導起草之《中華民國憲法》原始設計下或尚可成立，但經歷多次修憲後，憲法結構已發生實質變遷，原先限制民權監督之制度基礎，現已不復存在。
回顧制憲歷程，張君勱先生為確保憲法能獲各派接受（尤以國民黨為主），不得不採折衷路線，兼融難以相容之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與西式防衛性民主現代憲政。張君勱先生雖信奉西方代議政治與權力分立，但為確保政治正當性，仍於第 1 條確認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基礎，第 17 條、第 136 條因此為民權主義直接民權。孫中山先生之理念不僅具歷史意義，亦為我國參政制度明文的憲法原意。
然而，在人民政權的具體實施上，張君勱先生以國民大會設下層層限制：第 25 條規定人民之政權須由國民大會代表間接行使；第 27 條則以封閉列舉方式限定國民大會職權，並規定全國性創制、複決權須「全國半數縣市曾經行使」後方得進行。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政治環境下，該條件幾乎不可能達成，實際上形同將直接民權永久凍結。
若以比喩而言，孫中山先生設計的複決權如同具有強大能量的「原子彈」。張君勱雖承認其存在（第 1 條）、確立其原理（第 17 條）、並允許制度化（第 136 條），卻同時於第 25 條規定原子彈必須上交法定代理人、第 27 條設下幾近不可能啟動的條件，使之生成後即被封印。於張君勱先生之苦心設計之下，我國憲法表面上兼容三民主義與違憲審查制度，但在運作上封印直接民權，實仍遵循其認為成熟的歐陸「防衛性民主」模式。
惟歷經歷次修憲，國民大會制度已先行凍結，繼而明文廢止，人民參政權之行使不再透過國民大會為中介。原先限制直接民權的制度性機制（張君勱之「煞車」）已無憲法依據，而第 17 條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及第 136 條之開放授權（孫中山之「油門」）仍持續有效。當「煞車」消失、「油門」猶在時，憲法的運作意義是否能與制憲初期相同，自應重新檢討。同時，讀者亦可思考，若複決權只是對行政、立法補充參加權，張君勱先生又何必用嚴苛條件大加封印，不讓已經具備修憲權的國民大會行使呢？
綜上，在第 1 條與第 17 條揭示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理念及原則，第 136 條則確認參政制度為開放設計之前提下，若要主張人民已於憲法中絕對的、完全的放棄進入司法領域之監督權，必須有明確憲法依據，而此依據原存於第 25 條、第 27 條；在該兩條失效後，已難謂憲法絕對排除第 17 條、第 136 條所保障之直接民權在司法領域的適用。
固然，司法權仍得依第1條「權能區分」原則，主張其專業核心不容干涉，並審查人民監督是否損及法安定性、少數保障等司法功能；惟已不可再主張憲法在結構上，已經完全分工排除人民對司法之直接監督。人民得依憲法第 1 條理念，第 17 條的原則以及第 136 條的制度功能主張：司法權與人民監督權應並行對話，憲法應該讓 17,136 條與 78,80 條折衷共存，而非一概否定人民監督的合憲可能。
同時，憲法本身為折衷之產物，並存不兼容之「三民主義」與「防衛性民主」兩種理念，故不宜全以張君勱歐陸法治國思維為唯一詮釋依據。憲法之直接民權，應依孫中山先生原創之三民主義意旨理解，而非以歐陸「司法獨立、防衛性民主理念」為前提。若強行以後者為基礎，則形成「張君勱替孫中山解釋三民主義」之大謬，亦非張君勱先生所願。
而司法權與直接民權之關係，應各自依「三民主義」與「防衛性民主」之理念，分別界定其本質，孫中山解釋民權，張君勱解釋違憲審查，兩者各自獨立而不相互改寫其本質，再依憲法第1條所揭示的國體條款、以及憲法對法安定性、少數權利保障等進行射程上的調和，如此才是對我國多元憲法理念的最大尊重。而「說最後一句的是司法還是人民」之割裂，係憲法本來如此，而非本文有意讓憲法支離破碎。
綜上，基於前述分析，本文認為當前憲法結構，由於第 25、27 條結構性屏障消失，而第 78、80 條必須與 17、136 在第 1 條下調和，已不足證明憲法已「全然的、絕對的」排除人民監督司法權重大職權。而司法權固依憲法明文，負審查一切憲政爭議並維護憲政秩序與基本權之責任，然面對人民監督，則不宜採最嚴密而排除性的審查態度。否則，將使司法演化為自我授權之權力寡頭集團，不僅構成程序性利益衝突，並將實質架空憲法所確立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之體系原意，違背憲法所要求「公僕忠於憲法主人」之憲法忠誠義務。因此，本文認為，司法權故得自我防衛，但亦應自我拘束，應以憲法第 1 條蘊含的「權能區分」作為權力分立原理，並運用比例原則，進行實質、但非極嚴格的審查。
六、「人民監督司法」在我國為三民主義民主國、法治國前提下，應得有條件合憲
本文主張，若國會所提之司法複決制度，若具備下列前提條件，應有合憲之可能性：其一，設置極高觸發門檻（例如 10% 選舉人連署、60% 投票率，60% 同意票）；其二，人民僅能暫時延後憲法裁判所涉一般規範之生效時點（直至司法院重新解釋，且最多五年），不得影響個案終局裁判；其三，在暫停一般規範效力後，立即強制啟動司法重審程序，且後續之憲法解釋仍應由司法院（大法官）為之，人民不得自行行使釋憲權或指示大法官採取特定解釋；其四，對於牽涉人民基本權保障之事項，明確准許憲法法庭暫時處分排除適用。
若在極高門檻，存在重大憲政爭議之情形下，仍完全否定人民參政權監督，將導致人民對司法權之實質監督權被全然剝奪，顯然有違我國以民權主義為前提之 17, 136 條參政制度本意。故至少在爭議重大且影響範圍廣泛之重大司法行為上，應承認人民直接監督之權限。高門檻亦可降低制度被濫用或反覆啟動之風險。但須注意，我國對相同爭點仍允許多次釋憲（如死刑、通姦罪等事例），因此憲法秩序之穩定性並非要求「僅啟動一次」，而在於「不得隨意反覆啟動」。
關於人民僅能暫時延後憲法裁判所涉一般規範之生效時點，並立即交由司法重審之機制，則為兼顧憲法第 78 條之明文意旨──解釋憲法意義之專業權能屬於司法院。在此設計下，人民並不改變憲法的具體意義，也不干涉個案終局，僅是要求司法啟動對話，並在司法重新做出決定前暫緩舊裁判向前適用。
反對者或主張，違憲宣告之生效時點以及是否重審相關爭議，亦屬於「統一解釋」之一環，應全面排除人民之干預。然依前述分析，我國 78、80 條必須與 17、136 條進行共存，解釋者不應以 78、80 條絕對排除 17、136 條之適用。既然憲法已規定大法官不得罷免，人民亦顯然不應直接命令大法官如何釋憲，或作廢憲法裁判。若連不改變憲法意義，僅調整「緩衝時間」亦一概不許，則人民對司法將完全喪失任何直接監督空間，為「掏空」參政監督，而非「調和」。因此，本文主張只要「憲法容許對司法權最克制、最謙讓的直接監督」為真，則這種監督必然包含「效力暫緩」之具體制度設計。同時，我國國體條款既明示我國為民權主義的民主國家，則五權不可被人民監督干預的絕對核心範圍，應依權能區分理念，以其是否為高度專業性之領域事務作為判斷標準，而「社會需要多久緩衝時間」本質亦為政治決定，在人民暫緩後立即交由司法決定之前提下，難謂人民監督已入侵不屬人民的專業領域。
至於得對影響人民基本權保障之部分由憲法法庭為暫時處分，則體現我國設置違憲審查機制以維護基本權之重要功能，人民得提醒司法權其對憲法價值之認知，已與主權者社會共識產生嚴重斷裂，但不得阻止司法權保護少數人基本權。舉例而言，倘國會立法法案包括「同性戀一律死刑」並經公投復活，憲法法庭仍得就該部份為暫時處分，明令其仍然不得適用，直至法案超過五年自動失效或五年內司法院重新解釋。
若反對者主張，在上開嚴格條件限制下，司法複決仍必將導致民粹取代法治，則實屬對現代憲政發展之誤讀。於比較憲法實務中，「民主與司法對話」之模式所在多有，如加拿大憲法之 Notwithstanding Clause 即明文容許代議民主對司法判斷行使最終制衡，以確保憲法解釋不與社會共識產生永久性斷裂。 因此，本文所主張之機制，於實務並非自毀憲政秩序。若無視嚴謹制度設計以及國際類似制度之現況，一概以民粹名之，不僅無視制憲者對民權之付託，亦昧於國際憲政多元發展之事實。
七、結論
依我國憲法前言及明文，中華民國係基於三民主義之民主共和國。參政權之核心功能，非僅限於「政治參與」，更為對五權機關行使即時制衡之「日常監督權」及「管理權」，依憲法明定之國父遺教，人民得以參政四權隨時監督政府五權。人民不僅在修憲日為行使原始主權的主權者，在日常亦依照民權主義、權能區分理念有限度行使主權，以監督政府治權。司法權同其他四權，僅為五權之一，原則上無當然排除人民監督之憲法地位。
我國制憲因歷史原因，兼容並蓄各家學說以取得各派共識，既包含張君勱先生歐陸違憲審查制度，亦包三民主義國體條款以及民權主義直接民權。同時承認「人民四權監督政府五權」及「司法權為憲法守護者」並非概念上令憲法支離破碎，而係憲法本來如此。過去憲法下，人民制度上不得行使監督權，係因民權之實際行使者（國民大會代表）職權採封閉列舉並設極高條件，人民（代表）自不得行使對司法監督權。惟此一限制，已隨國民大會之廢除，人民不再需要將民權轉交給代表而不復存在，人民自得要求人民對司法的直接民權不得歸零。
本文主張人民與司法理應分工合作，司法守護專業理性與法秩序之統一，人民則守護憲法意義之正當性，同時，司法監督與人民監督，共同構成我國憲法之防自毀機制。源於國父三民主義之直接民權，雖因長期法制未完備及民權過去由國大代表行使而「沉睡」，並不代表其制度或人民權力之消失，人民之監督係來自憲法內部之正當監督，而非從體制外進行破壞。若國會立法旨在確保人民得「監督而非取代專業」，旨在令憲政秩序自我修復而非令民粹凌駕法治，則此種制度在我國三民主義憲法之架構下，理應具備合憲之存在空間。
歷史經驗顯示，憲法的崩解未必來自民粹衝擊，亦可能源自憲政守護者自身之濫權。委內瑞拉等國的發展提醒吾人，「監督者誰來監督」是憲政中確實存在的危機。孫中山先生倡導之「人民監督五權」理念，若運用得當，其實可視為對此結構性風險的超前回應，而非全不可取的民粹。故在當代脈絡下，吾人應深思，是否可能重新詮釋 1924 年的直接民權，使其轉化為 2026 年更精細的防禦性民主，化解民粹專斷的同時亦防禦司法寡頭化，而非將人民監督的一切可能，皆反射性的視為民粹全面排除。
最後，吾人主張「活的憲法」固然應隨時代演進，但其演進前提仍須受憲法明文之嚴格拘束。若司法解釋得以「進步」為名，僅取張君勱先生之法治國，公然拋棄明文為國家前提，張君勱先生亦不願輕易否定之三民主義直接民權，則吾人必須嚴肅追問：司法權所守護者，究係國民大會所制定之憲法，抑或是少數精英集體創作之憲法？
